上帝之下有群神，这个类别的神不在少数，所以称群。

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所谓明于民之善非，就是了解人民的是非观念。

……然则孰为贵？孰为知？曰：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这激发墨家研究一系列科学技术，乃至对此给予支撑的逻辑学、知识论吉田神道曾接受道家影响，现在往吉田文库犹可见《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经》、《太上太玄女青三元品诫拔罪妙经》、《上清三元玉检三元布经》、《太上老君常清静经》、《陈先生内丹诀》、《修真九转丹道图》等诸多道书藏书。所表名曰大日灵贵，亦曰天照大神。又借用《北斗元灵经》语句称颂吉田神道所崇拜之"神"："真者，神也，正也，直也，化也，圣也。

"在津田看来，日本神道引用了"神明"这个概念，不仅是字句的搬运，也有内蕴意义的体会与活用。以上经典为镰仓幕府(1192-1333年)时期伊势神宫外宫祠官度会氏所撰。而在日本，哲学一词的运用，也只是在幕府末期或明治初年，由日本当时的西方思想传播者、西学翻译家西周从古希腊罗马哲学中转译过来的。

即强调践履而忽视纯智。因此，他们的思考方式及思考对象，也往往是通过宗教或神话的形式，去猜测和反映他们周围的世界及自身的存在。尽管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价，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它的确可以代表中国哲学的本质特点和价值取向。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

由此可见，中国哲学比较注意整体考察和综合把握。在他们看来，知识不能代表智慧，因此必须通过转识成智的修养工夫，才能达到人生的圆满和最高境界。

这种极不确定的认知方法，禅宗称为智与理冥，境与神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种以道德为终极目的而追求的结果，使古代哲学更多地关心和重视事物的平衡、相容和和谐的发展。如，古希腊哲学中的泰勒斯的水本原说、阿那克西米尼的气本原说、赫拉克利特的火本原说以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本原说，等等。[1]（P276）这是日本学者首次借用汉语的哲、学两字，转译西文的philosophy。

在中国，此时期同样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本原说。在这种道德形上学的支配下，哲学的使命是积智成德或下学上达。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3]（P515）等说法如出一辙。同时，他们所关注的中心，仍是他们周围的世界和自身的存在。

而在《老子》和《易传》的辩证法思想中，相反相成的成对范畴则多达几十对，而且把这些范畴的对立统一，由具体抽象出一般，得出诸如反者道之动、一阴一阳之谓道等具有规律性的认识。如白马非马这一命题，即明显体现中国哲学的语言、逻辑特点。

参考文献： [1]〔日〕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M].商务印书馆版本图书编译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Z].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国语：卷十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高明.帛书老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6. [5]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6]二程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节选自《中国哲学的历程——兼论近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的转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由上述可知，中西哲学都是人类认识的重要成果，不能因其各自表述的不同，或因民族语言、思维方式的不同而贬低其价值，更不能以某种文化中心论的立场和偏见，否定其存在的合法性。

在西学中，与中文哲字所包含的内容相对应的是来自希腊文的philosohia。如以家观家、观其所聚、观其会通、观其所感、观之以物、观之以心等等，强调一个观字。宋明理学家所展示的心理、理欲之辨，成为他们把握人生或人道的哲学基本问题。[5]（P9）又如程颐在回答心有善恶否问题时说：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再如，豁然有觉、脱然有悟、自然醒悟、顿悟成佛等等，强调觉、悟二字。[4]（P229-230）在对矛盾对立统一的认识中，毕达哥拉斯学派曾拟定了十对本原：有限和无限、奇和偶、一和多、左和右、阳和阴、静和动、曲和直、明和暗、善和恶、正方和长方。

可见，从中西字源上看，哲学与philosophia固有较紧密的联系。在统一中存对立，在相异中求统一，追求平衡、和解与和谐。

这一点，从许多哲学术语中亦可反映出来。联合相反的东西造成协调，而不是联合一致的东西。

而且这种践履又多是偏向个人的积行立德或身心修养。在中国长达四千余年的文化发展中，中国哲学一直是在自己特有的地理人文环境、语言文化背景，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等综合条件下生长发育的，因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语言和逻辑结构。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这种偏重直觉的思维方法，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是中西哲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因为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虽然没有哲学一词，但却有与之相应的概念，即早在周代的钟鼎铭文中所出现的哲字。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相随，恒也。

因为它过分忽视逻辑的推衍和概念的分析，导致中国哲学知识论的贫乏和道德哲学的发达。天人合一或主客合一的思维方式，及在这种思维方式指导下的哲学建构，更多地注重天人、物我的和谐统一关系，从而忽视或鄙视哲学思想体系中知识论的研究和讨论，使中国哲学始终从究天人之际和尽心知性知天的形上本体出发，建立起与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和农业文明相适应的人生哲学、道德哲学、历史哲学及社会政治哲学等体系。

在中国，哲学一词的出现，最早也只能上溯到19世纪末，是由清政府的外交家、近代著名诗人兼学者黄遵宪，从日本学术界转用过来的。中国哲学有自己的传统，如重人生、重践履、重和谐、重直觉等。

[2]（P24）而中国的老子则称：天下皆知美为美，恶已。禅宗更进一步，认为第一义不可说，弟子问到佛法的根本道理时，不是遭到禅师的拳打脚踢，便是说些与本题毫不相干的话，再就是以静默代表回答。

这表现或反映了中国哲学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看法或思维方式，在于强调合一、相融而不是分离或对立。因此对常道、常名的认识，只能靠内心的体悟，而不能靠语言概念的分析和把握。其中的马字有马形、马色、马性等多种含义，都用一个马字来表达，遂造成后世的长期辩论。他们虽然也看到物我及人我之间的种种矛盾，但却尽力避免强化这种对立关系，力求达到相互之间的和谐一致、共存共荣。

该词由爱和智慧两部分组成，意谓爱智慧。这一问题，牵涉到哲学这门学科的建立及其所研究的对象和内容等。

人类的认识史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6]（P204）这些说法，都是通过夸大范畴之间的联系和统一的方面，而忽视其差异的一面，从而造成一种模糊的整体观。

和谐统一的思想，用中国哲学的语言来概括，就是天人合一。这样，就模糊了范畴之间从形式到内容的本质差异，使概念失去了明确的内涵。